仁爱孝悌不仅是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一种体现，其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敦睦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如何确保每个单元或者细胞健康运转呢？这就要从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儒家仁爱孝悌思想入手。
换句话说，要保证家庭的和睦稳定、健康发展，恪守孝道就是关键所在。“父慈子孝”的伦理要求在家庭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要求推及到社会中就会涉及到朋友关系和邻里关系。一个在家里十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那他的朋友关系和邻里关系也一定十分和谐。正如《论语》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篇》“孝”是做人的根本，它不仅规范子女要对父母长辈尊敬，而且还要求人们对国家忠诚、对朋友仗义，与人为善。“孝”既源自于人们的道德情感，又贯穿于人们道德情感发展的全过程，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所以提倡和发扬孝道，不仅有利于强化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同时也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道德信念的树立。中国儒家经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观点颇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大学》）等。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这不仅体现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也是中国儒士们追求的崇高理想信念。荀子曰：“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这表明儒家已经有了由己达人、由内及外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的实质就是从主体出发，使得主体对客体的负责变成了一种自觉，使得自我对他者在不自觉中就承担了责任，这也是一种强化责任的行为。
这种对“他者”的责任具体包括了对国富民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关切，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关注。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把这一责任表现的更为具体。这一责任观启示我们：在关注自我利益的同时不可损害他人的利益，在要求为己责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为他责任。现代社会很多人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准则。“士大夫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无事不忧”。当代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应该树立起忧患意识，践行责任伦理，努力改变被名利腐蚀的社会风气，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意识和高尚的道德信念。
（二）有利于负责任品性的塑造。塑造理想人格和实现人生价值，要求人们时刻接受道德伦理的考验，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都要坚定地践行德行，正如《已灵么》里所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常说划分责任、明确责任、责任到人，其实就是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负责。承担责任不仅是组织的要求，亦是岗位的要求。负责任品性推及到今天社会就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接受儒家“仁爱孝悌”思想，就必须接受与仁爱孝悌思想相对应的责任。负责任品性的塑造还有利于社会道德的规范化，促进个人的品德人格和职业道德的培养，打击不良社会现象的滋生。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原本的“单位人”“家族人”变成现在的“社会人”,这就必然促使了之前固定单一的社会角色转化成如今的多重社会角色。在角色增加的同时，原先角色的责任意识也就不断弱化，这就导致现代人责任意识弱化。所以在当代社会，如何增强人们的负责任意识就变得至关重要。
（三）有利于廉洁政府的建构。自古儒家都主张恪尽职守，根据自己的职位行事，追求以德修身，无欲则刚的超脱境界。在传统的“五孝”中，天子的孝主要是广爱敬，使民众有所依赖；诸侯之孝，主要是在上不骄，制节谨度，以保其社稷；卿大夫之效主要是遵守礼制，为广大民众做出表率。与此同时，这也是对不同阶层主体的责任做了具体的划分。使儒家主体出于对自己身份的意识和人性的自觉而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阶层”,他们把入仕作为士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把道德的弘道与传承作为其终极奋斗目标。儒家的仁爱孝悌责任思想在当今社会也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和政府的廉政建设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强化自身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责任观，不断提高廉洁奉公的自律意识，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力争做到谦虚审慎，清正廉洁。